在前一阶段解决通货膨胀过程中，对钱收缩过紧；又因局势渐趋平稳，经济恢复，对货币需要增多，货币供需差距扩大，钱币紧缺，出现钱币紧缩。开元中全国铸钱炉70多处，年共铸钱百余万缗，天宝十一年减为32.7万缗。宪宗时年铸13.5万缗。文宗时不到10万缗。与此同时，市场钱币需要量却不断增加，首先税收用钱越来越多。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税全用钱。同年商税三十税一，建中四年征收“间架税”(房产税)和“除陌税”(交易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税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盐价每斗百钱。这些措施都增加钱币需要量。其次，政府从各个渠道收进的铜钱，藏之府库，只收不放。第三，用钱地区扩大。“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通鉴》卷二四二)第四，对外贸易发达，外商往来频繁，铜钱大量外流。

针对上述钱币紧缺的状况，唐朝从三个方面解决。第一，增加铜钱流通量。继续奖励采铜，禁止铸造铜器，官府统购铜材，开采古铜坑200多处，增炉铸钱，放出内库钱到市上行用。武宗时没收寺庙道观神像神器铸造会昌开元钱。准许新旧钱同时流通。采取以上措施，不断增加市面的铜钱流通量。第二，限制铜钱贮藏量，加快铜钱流通速度，即从另一角度扩大铜钱供应量。“蓄钱禁”即此意。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下令严禁蓄钱，不问官民，私贮现钱一律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部分，限在两个月内购物用完。但藩镇、官吏、富商互相勾结，变相贮藏。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放宽期限，规定贮钱超过一万贯到十万贯的，在一年内用出；超过10至20万贯的，限于两年内处理完毕。这些办法，都是限制铜钱贮藏量和贮藏时间，促使尽快投入市场，加快流速和增加铜钱流通量。第三，运用各种信用机构和信用流通工具，调节铜钱流通，从另一个侧面增加钱币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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