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初年，人口逃亡仍在继续。“天下户版刓〔wan丸〕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徭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旧唐书·宇文融传》)。流民的大量存在对统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是非常不利的。开元九年(公元721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向朝廷奏称：“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唐玄宗立准其请，命他为核田劝农使，筹备检括户口事宜。二月，朝廷颁布《科禁诸州逃亡制》，规定：“诸州背军逃亡人，限制到百日内各容自首，准令式合所在编户，情愿住者，即附入籍簿。”“若情愿归贯及据令式不合附者，首讫，明立案纪，不须差遣”，“容至秋后递还”。“过限不首，及括取递边远，附为百姓，家口随逃者，亦便同送”。公布了检括逃户的政策，有利于安置逃亡人口。朝廷任命劝农判官十人，授予御史衔，分往各地，“检括田畴，招携户口”。大规模地清查户籍在全国展开了。

在检括户口中，还裁汰僧尼，令其还俗，从事生产。唐前期，由于武则天等统治者的大力宣扬，佛教迅速发展，寺院林立，经卷大量地刊刻，滥度僧尼，使之人数急遽增加。寺院广占民田为庄园，寺院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为恶一方的寺院地主。“逃丁避罪，并集法门”。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数，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寺院的恶性膨胀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紫微令姚崇进言，请检责天下僧尼。唐玄宗即严令各寺院裁减僧尼，“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上》)。八月，又下令禁止百家与僧、尼、道士往来；严禁民间铸佛像及刻佛经，以此压抑佛教的发展。打击寺院地主，也是李隆基改善财政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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