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印度的沦陷为例子，力陈变法之急迫，后有孙中山、章太炎吸取变法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分析印度受制于英国的原因，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在此期间，他们对印度政局、经济和社会的密切关注和研究，是中国印度学开始萌芽的标志。

这里要重点提起的是中国佛学的复兴问题。中国近代的佛学复兴也与西学东渐有密切的关系。这次复兴的第一人杨仁山居士，曾两度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过法国政教民生和英国的政治科技，对西方文明很重视。他于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1907年创办佛学学堂“祗园精舍”，学堂虽仅维持了两年，但从其课程设置可知，那是一所受了西方教学影响的学校，不仅设有佛学课程，而且还有史、地、语、算和外文等。著名诗僧苏曼殊就曾在那里教授梵文和英语。学堂还培养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佛学研究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间，中国知识界对印度的政治动向反映敏感，对时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报刊，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申报》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人民的苦难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时，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评论也往往切中要害，对甘地其人其事的介绍和研究则已形成规模。这说明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视着印度的时局变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经济现状。随着泰戈尔的来华，中国又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译介和研究印度文学之风飒然而起。这是与政治研究相呼应的文学研究，也是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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