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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