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地计算，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我这么算其实没有要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的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没办法，如果按“改革”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这碗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是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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