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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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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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