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旗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旗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这场革命死了六千满人。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宣传中，把个满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寝皮食肉，但真个排满革命了，却客气起来。武昌起义，旗营士兵和家眷，是死了一些，但大多是乱兵和趁乱的流氓所为。在他们停止抵抗之后，革命党人并没有做穷寇之追。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籍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旗下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混成新军标统（团长），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遗”，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端方字陶斋）。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的幕下。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翦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吏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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