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感是上帝的礼物，但不同的文化，对这礼物的珍惜也不同。谢天谢地，古代中国人的幽默感发育得还好，有《庄子》说盗跖、优旃谏漆城那样的文字为证。不过，读古典著作，我们微笑或大笑，几乎全都是因为事情的有趣，而叙述的文字本身，可称幽默的，少之又少。

三国时魏人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本笑话书。这本书后来亡轶了，我们见到的是后人的辑本。从中选一则为例：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事情是可笑的，但这文字本身，并无什么趣味。一个好笑话，你讲也可笑，我讲也可笑，可笑的是故事本身，而非你我的讲述。《三国志》里有个情节，是孙权用驴的长脸来开诸葛恪的玩笑，也是这种情况。孙、诸葛都是擅长调笑的聪明人，而传者只是直记其事，谈不上什么风味。

同样说驴，南朝的袁淑，写过一篇《驴山公九锡文》，就有趣多了：

“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历世不刊……”

这是滑稽的文字，但不知你是否同意，读起来，总觉得差一点味道。差在哪里呢？幽默是极难定义的体验，不过我们知道，它的要素之一，是智力从容地活动。作为书面语的古汉语到三国时间，离口语已远，可用而又活泼的语素太少，在简省的体格中，想从容调剂，大是为难。不妨比较一下另一篇说驴的文字，在敦煌发现的《祭驴文》。驴主人叮嘱与世长辞的驴子，万一来世还做驴，不要托生到不懂事的人家，不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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