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姐夫和五格格的婚姻发生了危机。总爆发是在50年代末，其实矛盾由来已久，也是在人们预料之中的。

成为国家干部的五格格跟没有正式工作的老姐夫一下子拉开了距离。那时候，我的五姐已经成为了中共党员、区人大代表，而老姐夫则在海运仓的一个小纸盒厂糊纸盒，是计件制的临时工。老姐夫的手笨，一天也糊不出几个成品，挣不了两三毛钱，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全凭着五格格的工资。

老姐夫在天津那“三辈子也吃不完”的产业，在一个早晨就变成了零。不惟家产没了，他还摊上了一个老太太，也就是他的妈——五格格最看不上的天津婆婆。那个老太太夹着小包袱，落魄得叫花子般，拐着一双小脚从天津来投奔儿子了，进门扯着我母亲就哭，就要给我母亲下跪，您说我们能把人家赶出去吗？住下吧。就住下了。

天津这位亲家母平日养尊处优惯了，每天早晨要吃刚炸出来的“油炸鬼”，喝新鲜豆浆，白天要抽一包“哈德门”，晚上要喝二两小酒。这一切自然都要她的儿子，我们的老姐夫去亲自采办。可钱得由儿媳妇出，矛盾也就由此而来。当神仙是有钱人的事情，没了钱，老姐夫自然而然告别了他那些“禹步”、那些“静坐”，而由仙境回到人间。我不知老姐夫是不是还练“添油法”，但我知道老姐夫日日都在喝酒，陪着他的天津母亲一块儿喝酒。他们喝的已不是当年酿制的米酒，他们喝的是汾酒和茅台，这在当时也是价格不菲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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