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之为徐州牧，为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为荆州牧，孙权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为益州牧，则备自予之者也。然而自予之胜于曹操之予之者，以操为国贼，故操之予不足重也。备之为左将军、宜城亭侯，是天子为之者也；若其为汉中王，则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无异于天子之爵之者，以备能讨国贼，则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献帝之文，称与董承同受密诏；既受王爵之后，便令关公北伐樊城。大义昭然，炳若日月，故《纲目》于备之领益州牧、称汉中王，无贬辞焉。

曹操称公称王，而子孙又追称之为帝：而称于朝者夺于天下，称于一时者夺于后世。天下后世之称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贼而已矣。若关公之为汉寿亭侯，又为前将军：一国爵之，天下不得而议之；一时爵之，后世不得而议之。后时且不独侯之将之，又从而王之帝之。可见爵以人重耳，人岂以爵重哉！

孙权之求婚于关公也，当代为公致对曰：“两家之和不和，不在婚与不婚也。汉中王尝受室于东吴矣，吴侯能惠顾前好，则有孙夫人在，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苟其不能，虽婚无益。”如是则辞婉而意妙，不至大伤东吴之心也。虽然，若谓荆州之失，为关公拒婚所致，则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孙权之弟，而竟无解于赤壁之师；曹操之女亦为献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夺之志。此非其明验耶？且玄德之自吴逃归，权欲追而杀之，又欲并其妹而杀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安能以聚关公之女故而不夺荆州？然则公之拒婚，诚不为过，但“犬子”一语太觉不堪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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