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杜良的说法，将输出知识者的头切下来，是知识转移工程的必须步骤。

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怪异。

上次姚教授肯同意杜良这样做，是由于接受知识转移者是他的至亲，而且他自己的生命也快结束了。

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谁肯在自己还好好活著的时候，允许人家将自己的头切下来？上哪里去找这样对科学研究有伟大的理想，肯为科学而牺牲的人？恐怕连杜良也不肯！

而就算只选择生命快要结束的大学问家，作为知识的输出者，人家也未必肯将人头当作器官捐赠，何况还要在人活著的情形下就将头切下来！

这种情形，使知识转移工程根本无法进行，有姚教授这个先例，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接下来，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这时候我也完全明白，为甚么我的复制人这样有价值，因为根据杜良的判断，使用我的复制人进行工程，可以不需要有这样不愉快的过程。

看来我真不应该反对，因为只有用我的复制人，才能使知识转移工程实现，不至于沦为空谈。

同时我也感到，即使我坚持反对的立场，也不会有用处。因为杜良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的知识转移的对象，使他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如何肯轻易放弃！

道时候我所不明白的是：杜良明知道要我同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为甚么他还非要我同意不可？

他完全可以不需要我的同意而使用我的复制人来进行他的工程，我也完全不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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