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但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了《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月社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但闻一多治学而不论政，保持了缄默。同样，在新月时期的几次论争中，闻也选择了沉默。

30年代，回到清华任教的闻一多潜心典籍，心无旁骛。他厌恶政治，对同学罗隆基好骂政府颇为反感，曾正颜厉色地对罗道：“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但40年代，罗隆基却成为他加入民盟的介绍人。

1934年，闻一多在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赚钱。”

西安事变发生后，闻一多对学生运动及张、杨之举极为愤怒。张春风回忆，这日，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随后，他又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他责问学生们：“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这样做的对吗？你们可以站起来说话！”“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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