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恶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不正确的话，也愿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说他去莫斯科，陈明确拒绝，并声明错误共产国际也有责任。濮清泉回忆，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濮清泉回忆，1927年第三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并让他担任东方部长。陈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又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叫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章士钊说，陈独秀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无论是章士钊的辩护词，还是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联名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的书函，都以陈“反共”、“斥红军为土匪”、“已被共党除名”等为理由，但陈对此却不认可。其友人柏文蔚事后对其三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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