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日上三竿，我到停车场上开了菲茨斯蒂芬的车，把嘉波莉和赫尔曼太太送到小海湾边的那座宅子里。姑娘一副没精打采之状。跟她说话时，她连笑笑都很勉强，自己更是一言不发。我起初还当她是因为就要重返她跟科林森一起住过的地方，大慨心里很不痛快吧，可是到了那儿，看她进屋时却并没有半点不情不愿的样子，旧地重来好像也并没有加重她心中的不快。

吃过午饭——从这顿饭上可以看出赫尔曼太太烧菜倒是有一手的——嘉波莉说她想要出去走走。因此我就陪她到墨西哥人的小村子里去看看玛丽·努涅斯。那个墨西哥女人答应明天就重新再来上工，看来她是很喜欢嘉波莉的，可对我就不喜欢了。

回去时我们改走海滨那边，在乱石纵被中寻一条小路走。我们走得很慢，姑娘的眉心拧成了一个疙瘩，一路上谁也没说什么，直到离住处还不到半英里时才打破沉默。这时嘉波莉在一块圆顶大石上坐了下来，太阳早已把石头烤得热烘烘的。

“你还记得你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吗？”她讲得好急，话说出来就像放连珠炮。

看来她心里很害怕。

“记得啊。”

“那就再对我讲一遍，”她一边央求，一边就把身子挪了挪，坐到大圆石的一头去。“快坐下来再对我讲一遍——从头到尾再讲一遍。”

我就又给她讲了一遍。我说：根据耳朵的形状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就好比凭星象、茶叶渣、沙盘占卜之类来算命一样，是很荒唐的；要在自己身上找起精神失常的证据来，肯定谁都可以找上一大堆，因为人只要不是呆子，谁的脑子都不免像一团乱麻；依我看，她长得倒是极像她的父亲，所以血管里戴恩家的血是多不了的，就算按照那套说法这种名堂真能遗传，传到她身上也才那么一点，给她的负面效应决不会很大；要说她对别人的影响，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她的影响就一定比常人来得大，其实人对异性的影响，恐怕往往都不见得是很好的，再说她这么点年纪，还不好算很懂事，一心想的是自己，未必就能正确判断自己在这方面到底有多少异常；我过几天就可以证明给她看，她之所以会遭到这许许多多麻烦，根源不在于身上有什么祸祟，答案要明确得多、合乎逻辑得多，也可恶得多；另外她要把吗啡戒掉，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她的瘾应该说还不是很大，而且她的个性也很有利于把嗜好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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