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个会议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增选六人（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并决定131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的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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