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约瑟神甫在学习世界地理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版图很大。中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史书上开始出现“黄祸”一词。他后来研读了中国民族史，暗自庆幸蒙古人没有宗教。忽必烈那时过于相信武力，到后来竟没有在欧洲留下丝毫的文化印记。文化绝对不仅仅是写在书本上的那些。深藏在人心里，散发在空气中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杨约瑟神甫来中国十多年了，才逐渐明白这一点。有一天他去周家找裕慧，无意间发现裕德家那间小屋里堆了半间房的布鞋，女人毫无表情地吟诵着经文，猛然间，他嗅到了几年前这个大院的血腥。这个女人独守空房的意志叫他不寒而栗。他知道他传教的工程太艰巨了。同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裕慧这种人身上。裕慧对天主教教义出自天性的深刻理解，他的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从宗教中寻找途径的见解，均使杨约瑟欣喜之极。他给教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在中国的云南建立一个教区，自荐任这个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信是让巴菲里昂·杰西中尉带走的。可还没等到教皇的回复，裕慧却泼了他一瓢冷水。

“我爹要我结婚，日子都定了。”

周裕慧一再强调他这一生都要献身于宗教事业，却没敢采纳杨约瑟神甫让他逃婚的建议。最后神甫做了让步，希望裕慧能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在教堂举行婚礼。裕慧想了半天回答说：“回去和我爹商量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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