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导 言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是生活的中心。教会控制着教育和科学，而神学则位于众门科学之首。所有知识都源出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亦即罗马教会所阐释的那种信仰。只有通过教会及其显要人物的干预，人们才有可能趋近终极真理。

16世纪时，天主教会对精神生活的支配地位受到了来自新教方面的打击。新教对《圣经》教义作了重新解释，例如，它把“所有的灵魂在上帝面前都具有平等的价值”的教义重新解释为每个人都有权直接同上帝交流，而毋需通过教士的中介。因此它愿意给予个人以一种比前几个世纪所赋予他的更大的自主权，以对上帝的意旨和生活指导原则形成自已的认识。

16世纪时，欧洲许多国家都对等级制度发起了攻击，其锋芒直指天主教的精神秩序和封建主义的世俗秩序。在经济领域中，它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制度以及与其共存的农奴制和行会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则表现出了反对封建贵族及其特权的新方向。那些在摧毁等级制度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最终强化了世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的作用。

在法律领域中，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在现代社会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我们把这种自然法哲学称之为古典时代的自然法（natural law of the classical era）。17、18世纪，这种古典自然法哲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欧洲盛行。它是新教革命引起的改造欧洲的各种力量在法律方面的副产品。然而，并不象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古典自然法与中世纪的和经院主义的法律理论彻底决裂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主义的理论同古典自然法学者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很大，对17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则影响更大。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对古典自然法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古典自然法仍具有某些明显独特的特征，使人们必须将它区别于中世纪和经院主义的自然法。首先，它完成并强化了法学与神学的分离；实际上，托马斯早就通过把法律界分为反映神意的法律（divinely revealed law）和可以为人之理性辩识的自然法而为此一发展趋向奠定了基础；其次，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家坚决趋向于把自然法的范围局限在少数几项首要原则和基本要求之内，而古典自然法学家则倾向于对那些被认为可以直接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的具体而详细的规则体系做精微的阐释。这一新时代的法律思想家认为，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而且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且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第三，后中世纪的自然法在其所经历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其侧重点从那种以人的社会性为客观基础的理性法转向强调这样一种论说，而其间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人的“自然权利”、个人志向和幸福。后中世纪的自然法的这种观点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这种观点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诉求。最后，通过逐渐的发展，古典自然法哲学在其研究进路方面也完成了一个从对人性的目的论知识进路到因果论和经验论知识进路的转换。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都把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建立在这样一幅人的图景之上，按照此一图景，人们努力奋斗使自身完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的和社会的存在，人自身就具有充分发展的潜力。除非有病态和“非自然”等障碍的干扰，否则这种发展将会使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成熟起来。因此，根据这种理论，“本性”（nature）或多或少被认为是人的最大的潜力。在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以及其他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的努力下，则形成了另外一种关于人的观念，这个观念乃是以对人的特性的考察和对决定或影响人的行为的因果律的研究为基础的。因此，现代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兴起，也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历史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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