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苏州和中国一样，注定是个沸腾的岁月。

一日，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室。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

“喂，哪一位？”周志方主任拿起电话刚问，马上就清楚了对方的声音，“是市长啊！有什么要紧的事？”

“老周，你马上动手，准备一份关于新加坡的东西出来。”章新胜市长吩咐。

“新加坡的？好，我马上组织人搞。”周志方放下电话，不由嘀咕起来：市长要新加坡的材料干啥用？

“听说我们要同新加坡人做生意了。”同事这样对他说。

这事后来在周志方那里得到了证实。

“我准备了近三个月时间，给市长备了一份新加坡的相关材料。分三个部分：一是新加坡30年经济持续发展的总体情况；二是人民行动党‘一党制’执政的成功经验；三是新加坡管理严的特色。从其社会现状看，比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更便于我们学习。后来章市长要走了我的这份材料。”周志方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关于李显龙到苏州后所表达的愿意在苏州投资的事，章新胜市长曾向市委作过汇报，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为这事，章新胜曾经痛苦过，后来到南京找到了苏州出去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高德正。

“章来找我，我也有些为难，于是请示了陈焕友省长，他说你去弄吧。我就对章新胜说：这样吧，你请李光耀访问中国，让他来跟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谈。并且还给章出了其他一些主意……”十多年后，我采访高德正同志时，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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