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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1928-1937:国家主义的回归 企业史人物 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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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爆发了“一·二八”战事,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断断续续呆了七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跟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的“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四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后来公开的信函中,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在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一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醒,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参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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