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

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

——鲁迅北京演讲1929年

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的出乎于企业家们的预料。

在当初送钱的时候，上海商界与蒋“约法四章”，即“保护上海工商业，承认并保证偿还北洋政府所欠之债务，款项要分期归还，所支款项由上海银钱业监管，只能用于江苏（当时上海属江苏省管辖）。”蒋以人格担保，一口应诺。可是后来的情形已不是“保护”而是收编、欺诈和勒索了。虞洽卿有16艘轮船被军队征用，数月不见归还也没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严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当面索讨，才把船讨回来。傅宗耀被通缉，他出于宁波同乡的情谊向蒋求情，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陈光甫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就对蒋政府流露出了极度失望的情绪，他将之与暴烈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相比，认定“蒋之政府成立时间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他所谓的“办法”为：“一，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引用一般半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在财政治理方面，他则抱怨，政府只知任用党徒而不信专业人士，“财政等事，古（古应芬）、钱（钱永铭）毫无权柄，全凭张静江，此人为半残废之人，令其主张财政，则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办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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