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39年秋，桂林）

绵绵细雨不停地落，还刮着冷风。1938年的冬天，桂林很冷。据说已经发现有难民饥寒交迫，冻死在路边。有条件的市民家里生起了炭火炉子。没有条件烤炭炉的市民和难民，就在被窝里或是冬衣底下紧挨着取暖。有的无家可归的人在被日机炸坏的废墟里，烧着了断梁残柱烤火。借住在桂林中学的三厅的文化人，也在教室里围着炉火唱着救亡歌曲。阴冷下雨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日本飞机不会来盘旋轰炸。桂林的人害怕晴天。晴朗的蓝天伴着凄厉的警报和呼啸落下的炸弹，要比落下冷雨更可怕。每次轰炸，都会留下一片废墟、几具尸体。著名音乐家张曙和他三岁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晴朗的午后被炸死的。

这一天阴雨敌机不来，下午在大华饭店举行的文化界人士每周例行聚餐会，要比往常开得早。身穿长棉袍子的杨东莼，确是一副文人打扮。他刚进屋就碰到了李克农。两人都装作不认识，没打招呼，分桌而坐。坐在他身边的是画家丰子恺，他就和丰子恺谈起美术和抗战来。他将和李克农利用这个比较热闹的聚餐会来接头的，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杨东莼在桂林的公开身份，是沈钧儒先生主持的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实际上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曾经两次来过广西。1932至1933年担任过广西师专校长，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与中学师资。1936年六一两广事变时，也曾专程来南宁，代表沈钧儒先生表示意见。因而桂系当局对他的政治态度、品行、学识及雄辩才能，是有所了解并十分赏识的。这次，他是在长沙大火后，从湖南来到桂林。他在湖南时，已经征得周恩来同意，准备转桂林经重庆，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受李大钊的思想影响，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曾经因为环境险恶，几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他常常为此深感自疚。周恩来同意他去延安，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他憧憬着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公开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痛痛快快地干工作。他这次来到桂林后，桂系在广西当家留守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登门看望他两次，邀请他留在桂林，由他出面主办一所适应抗战需要而培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的学校。黄旭初说：“杨先生前年来广西，我们是请把部队开到华北前线抗日。现在广州沦陷、武汉失守，举国一致抗日，广西已经迫近抗日前线。形势的发展使我们考虑要革新政治风气，行新政，用新人；新人从哪里来？天上掉不下来。我们过去有一所广西民团干部学校，训练民团干部的那一套我看已经过时了，落伍了。我们想办这所新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好些人都向我推荐杨先生。杨先生是我们景仰的教育家，务必请你考虑承担了这副担子。”他是豪爽的热心人，在主人盛意坚请下，并考虑到也可以借此为抗战做工作，于是心动了。他觉得这事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由组织决定。他回答黄旭初，请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一下。他通过在《救亡日报》的关系与李克农联系，约好在这周的聚餐会上见面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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