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下旬，谭平山从苏联开会回国，向刚从汉口返回上海的陈独秀汇报国际七次全会的情况，谭平山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份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是学究型的革命者，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常常见文忘人，他一头扎进文件里，便旁若无人了。直到读完，才抬头看着 谭平山，点起香烟。

谭平山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陈独秀苦着脸：“难啊，走出研究室难哪。国际的意图像天上的云彩，说变就变。”陈独秀觉得自己已经跟着国际的指示不知变了几次了。秋季的时候，他曾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给各级党部的信，喊出了“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信发出后，果然得到不小的呼应。尤其是新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马上和彭湃、阮啸仙等人办起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可是很快共产国际来了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于是，他赶紧坐船去汉口，找张国焘等人和国际的代表商量，要把土地问题放在下一步。他在他长篇政治报告中，发挥“国际”的思想，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逐渐右倾，而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一转变使得许多到会的人大为不满，瞿秋白嘀咕：“会议本来是反右的，怎么一下变成纠左了？毛泽东发动农民的观点被大会否决了，并视为激进；而土地问题被会议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即只供研究，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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