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与蒋介石之间的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在打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导演了“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上层逐渐形成了中国必须抗日的共识。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蒋介石对此态度明了：“我们拒绝日本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日本的要求，就是灭亡。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曾在1935年底，蒋介石派心腹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秘密赴苏联谈判，希望签订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又考虑直接去苏联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命令陈立夫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交涉。1936年1月初，回国述职的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奉蒋介石密令赶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谈判。指定潘汉年为中间联系人。

现在，蒋介石也想办法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亲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又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北平以及上海地下党关系张子华，但均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进行谈判。所以，国民党希望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于是，受蒋介石的秘密嘱托，宋子文、孔祥熙找到了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的宋庆龄，称国民党希望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找来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将一份火漆印封的密信交给他，告诉他务必亲手交给陕北的中共领导人，这件事办成了将“益国匪浅”。为了董健吾方便，还给他带了一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签发的“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书，作为他的护身符，并与上海地下党张子华一起前往陕北。张学良从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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