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古鲁曼从来不曾执业，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前途交到他手上。但他在教书前是个声誉卓著的诉讼律师，办过民权的案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主事的那个时期，也替司法部起诉过很多黑道分子。现在他的客户都是些没有钱而且被判了死刑的人，我很欣赏并感激古鲁曼的认真，也需要他愤世嫉俗的观点。

他没有兴趣协商或宣称我是无辜的，而且拒绝把一丝一毫的证据交给马里诺或其他人。他没有把那张一万元支票的事告诉任何人，说那是对我最不利的证据。我想起他在第一堂刑法课上教给学生的东西：一律说不，一律说不，一律说不。我以前的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遵守着这套规则，让罗伊·帕特森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然后在一月六号星期四的早上，帕特森打电话到我家，要我到他办公室里谈一谈。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事情澄清。”他和蔼可亲地说，“我只是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乖乖合作，更糟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我很惊奇，帕特森居然会认为这种老套的伎俩可以唬得住我。当州政府检察官想聊聊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在钓鱼，愿不愿都得上钩。警方也是一样。我遵照古鲁曼的准则对帕特森说不，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传票，要我一月二十号在特殊大陪审团的面前出庭。接下来是另一张要求我交出财务记录的传票。古鲁曼先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然后提出动议要求撤销传票。一个星期后，我们除了照做，别无选择，否则我就会被判蔑视法庭。几乎同时，诺林州长指派费尔丁为弗吉尼亚州的代理首席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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